老黄牛死了。这头老黄牛叫“号里娃”。
那时，生产队里每头牛都有名字，诸如扁担犄角、牛司令、白眼圈等。号里娃最有力气，最乖，是能在牛群中领头的头牛。所以，我们都把它叫号里娃。它被使役得最多，犁地的时候，社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抢着牵号里娃。它对生产队的贡献最大。
有一天，它走起来前腿有点跛，一跛一跛的，似乎怕踩了空。生产队里的饲养员请来公社兽医站的兽医来看了看，给它打了一针，灌了点中药。兽医说，号里娃的腿可能受了伤，歇两天就好了。可是，两天后，号里娃却死了。
1979年，我担任了村里的兽医。经过去兽医站学习，并综合给牛羊治病的经验，我判断：当年给号里娃治病的兽医是庸医。号里娃很可能是吃下了麦草中混杂的短铁丝，铁丝穿过胃直刺心包而致死的。因为当时从外表看，号里娃的腿一点受伤的痕迹也没有。它当时走路有些跛，只是想去护一下疼痛处。这就跟人胃疼时，会不自觉地去用手摸一摸、揉一揉疼痛处一样。当时，生产队里的牛羊因此致死的有不少。号里娃死前的表现，与之吻合。
号里娃死了，按照惯例，剥了牛皮，将牛肉煮熟了，按人头分给每家每户。而牛皮就会被请来的皮匠在涝池（池溏）里泡软，再割成条子，合成牛皮绳子，分配给社员使用。在那时，我们这些小年轻都盼望生产队死牛——死了牛，可以吃牛肉。我们一年里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一点点猪肉。生产队终于死了一头牛，我们暗自高兴有牛肉吃了。生产队长已经派了两个社员去剥牛皮，把煮牛肉的人也派好了。可是，就在这时，我们吃牛肉的涎水还没有流出来就被一个人堵回去了。这个人是生产队里的老贫协主席赵有富，我们都叫他三叔。
三叔义正辞严地给生产队长说：“号里娃不能剥皮吃肉，埋了它。”生产队长一听，眼睛瞪大了：“为啥不能吃？”三叔只有一句话：“不为啥，埋了它。”生产队里的人知道，这头号里娃是三叔当生产队长的时候从集市上买回来的。有一年夏天，三叔套上犁吆喝着号里娃去坡地里犁麦茬地，在沟边回犁的时候，三叔一脚踩在了刚下过雨的沟边，掉下去了；可是，三叔死抓着犁把不放，他叫了一声“号里娃”，号里娃和套在梨上的另一头牛猛地向前一拉，三叔被拉上来了。当时，三叔如果掉进深沟里，死伤难料了。
村里人都知道三叔对号里娃有感情。但是，村里人觉得，自从有了生产队，凡是死了的牛，都是剥皮吃。牛的命运就是这样的：被人使役，老死或病死，被人剥皮吃肉——号里娃怎么能成例外呢？因此，三叔不叫我们剥牛皮吃牛肉，大家都很气愤。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年轻的，乱嚷嚷，在背地里骂三叔多管闲事。
生产队长劝三叔放弃埋号里娃的想法，不要得罪全队人。三叔平静地说：“要剥号里娃的皮，先把我的皮剥了。”生产队长说：“哪能呢？”三叔说：“号里娃为咱劳累了一辈子，咱们要有良心。它吃了多少力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我们让它浑浑全全地入土吧。”生产队长笑了：“三叔，人是人，牛是牛，牛生来就要让人使役，死了就要被人吃的。”三叔说：“牛和人是一样的，它们通人性。它们也有脸面。人再穷，死了也要裹一张席才埋掉。”
生产队长一看，劝不动三叔，也不能来硬的。三叔在我们第三生产队不仅声誉高，在全生产大队也是有口皆碑的。无可奈何的生产队长撒手不管了。尽管社员们都在抱怨三叔，也毫无办法。有的小年轻说三叔把老黄牛当作先人对待，死了还叫它死得有脸面。然而，谁也执拗不过三叔。
当天下午，三叔叫上了他的两个儿子，将号里娃抬上架子车，拉到生产队的坟地里埋掉了。他给挖好的土坑里先铺上一层麦草，把号里娃推下去，摆顺，再在牛身上盖上一层麦草，才将黄土填进去。
晚上，夜阑人静，生产队的两个年轻人扛着铁锨镢头，拿上刀子，提着竹笼到了坟地里。他们想卸一条牛腿拿回去煮着吃。他们刚找到埋牛的地方，还没动家伙，只听藏在土塄上的三爷一声喊叫：“谁？是谁？”两个年轻人一听，赶紧跑走了。三叔在土塄上守了三个夜晚，没有人再敢去偷牛了。
三叔保住了一头牛的尸体。用当代人的说法，这头叫号里娃的牛，是我们生产队里的牛之中死得最有尊严的。这尊严是三叔用他的善心和正直赢得的。